第七章：从信仰到理性：欧洲思想中的现代普罗米修斯们
若要用一个词概括传统社会的特征，"静止"再合适不过。无论是政治、社会还是经济领域，中世纪盛期（约公元1100-1300年）都几乎不存在变革空间。是什么让欧洲社会如此僵化？答案正是宗教——确切说是罗马天主教——它像胶水般渗透生活的每个角落，严格规范着个人与世界的关联方式，而这一切最终都指向那个至关重要的基石：上帝。令人惊异的是，五百年后欧洲思想竟发生彻底转变，"变革"而非"静止"成为新社会的通行密码，这个社会不再以信仰为基础，而是以理性为核心；不再以上帝为中心，而是以人类为根本。
这种剧变在多大程度上标志着真正的进步，这个问题至今仍有争议，不同信仰的人的答案会大相径庭。无论是中世纪天主教的堡垒托马斯·阿奎那，还是其反对者路德与加尔文——尽管这两者发起灵性改革运动，却依然同样坚持上帝的中心地位，他们可能都未曾想象过这场巨变。他们无法预见改革派激发的多元主义竟会迅速导向自然神论，让"理性之神"入驻圣殿。玛丽·雪莱在《弗兰肯斯坦》（1963）中生动展现了人类理性的僭越，这部作品绝非颂扬人类理性，而是尖锐批判人类模仿上帝的失败尝试。【1】让我们先简要追溯欧洲近代思想如何跨越信仰与理性、静止与变革的两极，再评估人类是否真的通过自我改造获得了神性。
一
"黑暗时代"遗留下两大制度遗产——修道院制度与教皇制。作为上帝代言人，罗马天主教会手握绝对权力，掌控着每个人从摇篮到坟墓的一生。修道院作为理想化的封闭天国使馆，代表着对世俗欢愉的进一步远离——在几乎完全农业化的经济中，这些欢愉本就极其有限。在缺乏流动性的环境下，变革只有一个方向：朝向上帝。托马斯·阿奎那将亚里士多德思想改造为基督教化的混合体，其神学后来成为官方教义。逻辑与理性非但不被排斥，反而被用来佐证上帝与教会的权威。在《神学大全》中，阿奎那用逻辑证明上帝是"不动的推动者"、"第一创造者"以及全知全能的存在。相比之下，人类只配做绝对首神的卑微仆从与信徒。
但是在新兴的意大利城邦、德意志城镇乃至欧洲其他地区，随着权力逐渐世俗化，禁欲主义与抽象推理显得不合时宜。经院学者试图将人类兴趣从自然与现实中引开，而彼特拉克、伊拉斯谟等人文主义者，尽管他们本人也是教士，则从古典时代寻找更人性化、更有吸引力的价值体系。这种价值观既优雅又朴素，为更广泛的人群赋予了过去仅属于上帝及其选民的尊严。曾经神秘莫测的世界不再可怕；现世虽非永恒，却值得赞美。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上帝和教诲的关系同等重要。最重要的是，人文主义者敢于认为自己比前辈更优越：他们认识到思想必须随历史发展而改变，人类才能进步。
重大变革很快到来。借助印刷术的武装，受教会腐败及政治经济环境的驱动，路德与加尔文向渴望变革的民众传播革命性改革主张。教皇远非上帝旨意的裁判，其本人与所有代表都该接受审判。教会与神职人员不再是个人与上帝间的必要中介。路德宣称无需缴纳教会税，加尔文甚至主张公民可以武装起来抗议政治不公。
但宗教平民化并非没有代价。推翻权威并不意味着一时之间人人都有资格解读上帝旨意。当宗教仪式被简化，对神的专注还能保持吗？道成肉身、三位一体、原罪与永生等教义依然存在。但通过宗教民主化，改革者可能释放出比他们试图清除的腐败更危险的敌人。既无需向世俗权威交代，又摆脱了一切约束，个人不仅可以直面上帝，还能挑战上帝。如果路德与加尔文看到这些变革后果，定会惊恐万分。
挑战精神既推动了宗教改革，也催生了科学革命。其影响力同样不可小觑。当宗教改革者推翻教会一千五百年权威时，科学家们也在颠覆更古老的传统。哥白尼、伽利略、笛卡尔与牛顿相继发现：人类已非宇宙中心。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宇宙观与拟人化宇宙模型曾抚慰世人两千年。随着这些古老观念被科学的新 发现埋葬，人类如何在冰冷理性、无人情味的自然中自处？若人类如此渺小，其存在还有何意义？如何适应新的数学机械论模型？人类既被移出中心，上帝又该置于何处？甚至有人开始质疑上帝的必要性！难怪教会感到威胁。
社会与政治科学很快跟进，进一步疏离神与他的子民的关系。17世纪两位杰出思想家——霍布斯与洛克——主导了欧洲政治思想，同时影响社会科学。霍布斯原始的唯物主义观点将人视为纯粹物理现象，是一个自私、没有灵魂、没有理性的存在，这在当时震惊世人。他认为人性本恶，必须由绝对主权国家统治，自然状态不过是无政府状态。
洛克的自然状态学说展现出远为乐观的道德图景：他认为人类在自然状态下受理性驱动，而非激情，且天然享有自由与平等。与霍布斯主张政府应压制自由不同，洛克坚信政府的存在正是为了保障人的自由权利。主权者不能绝对统治，失职时甚至可被取代。但两人都反对"君权神授"。他们都主张统治权来自人民授权，这为后续革命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其暗示很明显：上帝作为权力授予者的根本属性已被转交给人类。其余神性被重新定义只是时间问题。
霍布斯与洛克都深受科学方法影响。笛卡尔使怀疑一切成为可能，尽管最终仍承认上帝与灵魂存在。与之相对，洛克虽非霍布斯那样的强硬唯物主义者，也不愿将上帝作为生命谜题的终极答案。笛卡尔坚持心物二元论，而洛克推断身体能够思考，心灵与大脑可能同一。若人类只是物理实体，或许能造出"思考"机器（这在17世纪已是活跃议题）。
道德感从何而来？康德与笛卡尔都坚持传统观点：是非观是上帝赋予的天性。但洛克拒绝此说。他提出"白板说"：人生来如空白石板，通过感官经验获取知识。尽管当时备受批评，这成为行为心理学的开创性理论。其影响也波及宗教：作为牧师的洛克通过否定先天观念，试图将基督教社会从一千七百年的原罪重负中解放。他宣称我们非罪人之子，可成为任何我们想要成为的模样。一切取决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而不是与上帝的关系。只要条件合适，人可以达成任何成就——这与加尔文预定论形成鲜明对比！虽然上帝还没有被完全逐出视野，成功已经不再需要上帝，理性已取代神学成为科学女王。
宇宙祛魅、乐观精神与言论自由伴随启蒙时代诞生，同时埋葬了传统主义。若理性是社会的新面孔，自然神论就是新宗教。自然神论者拒斥一切非理性与迷信，只承认上帝是"第一推动者"，除此之外，再无其他。他们的世俗圣人潘恩著《理性时代》为十八世纪命名。潘恩在构建史上首个真正平等的制度框架时，将女性纳入其中，彻底解构了所有非理性的陈规——无论这些传统看似多么神圣不可侵犯。基于洛克"白板说"，潘恩邀请所有人——无论男女——在私人教堂，心灵中阅读自然之书。
自然不再神秘莫测，如培根所言，人类心智可以征服自然，开发自然，为人所用。传统上这本属上帝的领域，正快速落入人类管辖。哲学家们合编的《百科全书》试图汇集散落世间的所有知识，系统展示万物关联。陶醉于理性的启蒙哲人自视为新教改革与科学革命伟大先驱的思想继承者，视捍卫自由与解放为使命，不惜与一切权威对立。但他们的气质非前辈的沉思或抽象，而是旨在改变舆论的政治活跃公民。
卢梭的思想最具革命性。依据亲身经历，他反驳主流观点，指出现代制度只会腐蚀而非净化人性本善。他将"自然状态"下的原始人与生活在虚伪世界的现代文明人加以对比。在其假想史中构建出一幅战争状态的图景：人们争夺私有财产，富人剥削穷人，强者压迫弱者——这正是他眼中现实世界的写照。"人生而自由，却无处不在枷锁中。"社会只是成功剥夺个人价值，代之以掩盖真我的虚假价值。被如此欺骗的个体成为自我陌生人，独处时总不安。对卢梭而言，都市生活不啻监禁。要重获个性，人唯有无条件服从主权者。只有完全献身国家，才能摆脱社会之恶。
卢梭与启蒙哲人的思想攻势加速了延续九百年的君主制崩塌。正如夏多布里昂后来所言，革命首先发生于民众脑海，再显形于现实。启蒙运动摧毁了旧制度的思想基础，法国大革命则是启蒙思想的政治表达。自此世间再无旧日模样。
二
《弗兰肯斯坦》作者玛丽·雪莱降生时，世界已与阿奎那时代截然不同。其母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从平凡家庭崛起，成为才华横溢的女性权利代言人。单此事实（更不必说女性在法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就足以让阿奎那、路德与加尔文瞠目结舌——尽管女性摆脱厌女症枷锁的进程远落后于其他社会变革。雪莱不仅是杰出和母亲和同样高产的父亲的女儿，更是一个人类精神攀升至前所未有高度的时代的产儿。浪漫主义敢于追寻无限性，摆脱启蒙理性的束缚。脱离情感的理性在最糟时制造了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混乱。浪漫主义者决心恢复平衡，强调感受、想象与直觉。与理性不同，想象能揭示某些隐秘真理。因此浪漫主义试图重访过去——至少是重新想象的过去。
浪漫派不满笛卡尔将心灵与肉体冰冷割裂的主客二分法。他们认为知识应是观察者与被观察者的共同事业，从而消弭理想与现实的界限。若笛卡尔认为人类注定要掌控宇宙，浪漫派则视自然为上帝意志狂野不羁的表达。他们渴望让激情与风暴、瀑布、嶙峋山峦交融。他们的目的不是主宰死寂世界，而是插上想象和梦想的翅膀，飞越常规逻辑，进入强烈情感的未知领域。
于是维克多·弗兰肯斯坦博士登场——这个理性与情感冲突下的悲剧人物。困在启蒙与浪漫价值观的夹缝中，他被自己的才智压垮；傲慢驱使他以一意孤行的野心探索生命奥秘，胆敢扮演上帝角色。若如笛卡尔所言掌控宇宙是人类宿命，弗兰肯斯坦便是科学家的终极典范。人类的傲慢借理性之名达到创造生命的巅峰。
但这是怎样的造物！非我们所谓崇高的"人"，而是用丑陋尸块缝合、充满脓血粘液的怪物。这不是伊甸园的亚当，而是"肮脏创造作坊"里无名的厌世者。困惑的创造者也好不到哪去——他赋予无生命物活力的高尚愿望，最终以苦涩的失望告终：为战胜死亡创造的怪物反而带来死亡。
雪莱在"上帝失败的竞争者"的主题下，戏剧化呈现浪漫主义与启蒙运动的对立。维克多·弗兰肯斯坦与其唯一挚爱伊丽莎白分别是两者的象征，正如主角自述："她沉醉于诗人笔下的空灵造物，在瑞士家园的壮丽奇景中寻得无限欢欣。而我着迷于探究这些现象的成因……我想领悟的是天地奥秘"（36-37页）。但吸引这位德国莺歌城学生的并非正统牛顿科学，而是炼金术士追求永生的迷梦——他企图通过自然科学与炼金术的结合实现此梦。但如布莱克所言，这种用理性破解生命奥秘的执念，极易导致对生命美感与精神价值的漠视。这正是弗兰肯斯坦在故事尾声向探险家沃尔顿坦承的："柔情曾潜入我心，低语爱情与欢愉的乐园幻梦；但禁果已被吞食，天使的臂膀正将我逐出所有希望"（180页）。
雪莱持续对她那个时代的价值观进行社会批判。比如，我们目睹无辜者贾斯汀遭受法律不公。通过尚未堕落的怪物之眼——这个卢梭笔下"自然状态人"的化身——观察阶级社会的罪恶，权利被践踏的女性，因个人过失而受难的整个家族。他最深切体会社交带来的痛苦，这使他退化至兽性。怪物内心始终存在康德式的先天道德律，但这善良难敌现世的压倒性的恶。就此而言，雪莱的批判不仅指向"上帝的竞争者"，更直指上帝本身。谁该为人类堕落负责？怪物在创造者尸体上方的泣诉，无异于为上帝之死所作的独白。
朱迪斯·威尔特在《神秘剧——〈弗兰肯斯坦〉》（1979）中指出雪莱对圣经隐喻的运用。【2】没有母亲的怪物如同偷食善恶树果实后被逐出伊甸的亚当；如同弑兄的该隐；如同带来死亡而非生命的扭曲基督。如亚当般，他因缺乏伴侣而孤独。但与亚当不同，他可能的伴侣被亲手毁灭。
怪物如此自陈处境："如亚当般，我似乎与世间万物毫无联系；但他的境况与我截然不同。他出自上帝之手，是完美造物，幸福昌盛，受造物主特别庇佑：他被允许与更高存在交谈并获得知识；而我悲惨、无助、孤独。"（124页）
更早时他曾哀求："记住我是你的造物；我本应是你的亚当，却成了被逐出乐园的堕落天使。我目睹众生欢愉，唯我永被排斥。我本善良，苦难使我成魔。若得幸福，我必重归良善。"（95-6页）
在这个创造者与被造者的漩涡中，类比实为反转。最初状态的怪物与亚当差异并不悬殊。他本具非凡美德，即便历经磨难，只要获得人类最基本的友谊需求，仍愿尽释前嫌。真正的怪物是弗兰肯斯坦博士自己，这个扭曲、残缺且无能的造物主。是他造出丑陋到无法获得人类陪伴的造物。是他拒绝爱自己的创造，尽管他自己被慈爱的父母养育。是他的疏忽导致亲友惨死。怪物岂非正是他的镜像？
怎样的父亲会在儿子初生时满怀憎恶？就在片刻前他还宣称："新物种会尊我为造物主和源头，无数幸福和优秀的生灵将因我而存。没有父亲能如我这般配得上孩子的感恩。"（52页）他既吝于施爱，又怎能期待感恩？
弗兰肯斯坦对儿子的冷酷，在他摧毁即将完成的女性造物时达到顶点。雪莱化用夏娃诱惑亚当的圣经隐喻：博士恐惧女怪物会污染她的配偶。但若创造者满足儿子回归父爱的初始愿望，或许根本无需创造女性伴侣。怪物后来求偶与谋杀的行为，不过是对这份被恐惧与怨恨扼杀之愿的替代性补偿。
我们可将雪莱的小说解读为浪漫主义对自我的追寻：弗兰肯斯坦与怪物争夺同一个自我，既无法分离又无法共存。如哈罗德·布鲁姆在后记中所言："弗兰肯斯坦是向内蜷缩的心灵与情感，而他的造物是通过对抗他者来寻求人性化的外显意识。"（215页）怪物比创造者更具想象力、智慧与情感，最终也更像人类。二者结合才是完整；分离则皆残缺。他们的斗争宛如个体内部争夺主导权的分裂自我，角色不断反转。谁是创造者，谁是造物？谁更畸形？唯有当双重身份合二为一，才能获得平静。雪莱描绘的分裂自我极具现代性，直指存在主义困境。个体孤立于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丧失自我，向另一个自己乞求完整。
但更显见的解读仍是"上帝的竞争者"，正如雪莱副标题所示——"现代普罗米修斯"。普罗米修斯潜入天堂盗取火给于人类，因而被罚永锁悬崖遭鹫鹰啄食肝脏。弗兰肯斯坦窃取上帝的创造权能，正如普罗米修斯盗取太阳之火；前者使造物注定不幸，正如后者使人类被逐出伊甸。二者带来的都不是生命，而是死亡。骄傲将弗兰肯斯坦从基督式形象转变为类路西法存在，正如他最终忏悔："我的所有思索与希望皆成虚无，如同妄想全能的大天使，我被锁在永恒地狱。"（200页）
这部小说的启示或许尽在弗兰肯斯坦对探险家沃尔顿的警告："以我为鉴吧，若不听规训，至少看教训：获取知识多么危险，安守故土之人何其幸福，强求超越本性者何其不幸。"（52页）
但我们真能退回到村镇尺度的社会吗？重返静止统治一切的时代？用托马斯式三段论束缚真理，或如加尔文般禁锢社会？我猜这些都已不可行。地球既非平面也非宇宙中心。太空望远镜证明了人类的成就与渺小。让我们安守本分，满足人的力量，也充分认识到我们的不足。我们虽然不是神，却可神圣。
注：
【1】未另标注的引文均出自玛丽·雪莱《弗兰肯斯坦》（纽约：企鹅出版社，1963）
【2】朱迪斯·威尔特《神秘剧——〈弗兰肯斯坦〉》，收录于沃尔夫冈·莱德雷尔编《弗兰肯斯坦的持久性》（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79），第3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