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活在当下的模样
约瑟夫·坎贝尔在《千面英雄》（1949）【1】中描绘了神话的共通模板：英雄踏上征途——离别、探索、流浪、战胜险阻——最终带着战利品荣归故里。当今世界虽盛产反英雄，我们对英雄的渴望却未消减。每个人仍在寻找内心的英雄原型来定义生命。正如不能没有希望，我们也不能没有英雄，因为正是体内未被发现的英雄最终战胜艰难险阻，凯旋而归。
坎贝尔的弹性神话模板适配任何形态或体量、种族或性别。梅雷迪斯·玛兰的自传《活在当下的模样》（1995）虽然绝不是寻常的自我发现故事，却具备英雄征途的全部要素：离别、启蒙与最终的和解。【2】虽然她的故事并非典型，却叩击着普遍共鸣的主题。她的故事迫使我们重新思考英雄/反英雄的定义——尽管行为另类，但她为人类尊严进行的抗争，确使其成为当代偶像。
玛兰开篇就勾勒出抗争的本质："被六十年代政治立场——以及体现这种立场的年幼的儿子们——逼入九十年代墙角，我被迫面对最艰难的抉择。如何在改变世界的同时，守护孩子、家庭与自我的安全与理智？"（8-9页）这场抗争的英雄性在于，如她所言必须"跨过历史废墟前行，在没有情感储备或合适范本的情况下重建"（29页）。这任务令人却步："...要求我组建健康家庭，如同让先天盲人描绘云朵"（27页）。
这是本充满犀利智慧的生存指南。如何养育家庭、如何爱人、如何保持健康、如何追求幸福、如何保持人性、如何工作。总之，如何活在当下——一本21世纪DIY生存手册。玛兰是历经考验的战士，既战胜内心恐惧，又挺过城市动荡。她选择住在伯克利-奥克兰交界处黑人贫民区的三层维多利亚式宅邸，而非乏味的文化沙漠圣何塞郊区，她将这里作为"文化共存之混沌与胜利"中的理智绿洲（257页）。
对玛兰而言，迁居湾区终究是一种自我肯定的行动——既是回归她曾在伯克利公社生活时熟悉的大都市节奏，更是重拾她早年在纽约成长时期烙印在生命里的城市基因。讽刺的是，正是母亲身份促使她离开安全的圣何塞，投入湾区的危险多样性。她逆"白人逃离潮"而行，只为让两个儿子彼得与他弟弟杰西在黑人、越南人和墨西哥人的多元土壤中，继承让她茁壮成长的强悍个人主义。
为母之责激励玛兰给予儿子们自己未曾获得的父母之爱。这份爱缓解了她对理想双亲的古老渴望，却像助燃剂般加剧离婚带来的愧疚。我们感受到他们的痛苦以及她的痛苦，与前夫理查德共同监护权使孩子们不得不在两个世界间穿梭："像无家可归的孤儿站在父亲门廊，手嘴并用抱着全部家当，用手肘按门铃，用脚踢门"（17页）。而这一切，发生在她曾许诺给他们全世界的誓言之后——从幻想他们存在的那一刻，到"他们带着哭喊从我体内娩出"（16页）。
梅雷迪斯如赫拉克勒斯般的决心，终使孩子们茁壮成长。彼得高中毕业时已具备不逊于母亲的社会意识，也继承了她对亨德里克斯和迪伦的音乐品味。小两岁的杰西虽不及哥哥无私，却同样执着。可爱的他每晚睡前都虔诚祈祷自己能长得超过1米93的父亲，“唇间呢喃着NBA三个魔幻字母”（334页）。
梅雷迪斯坦承，若非"第二母亲"安的存在，她不可能养育出如此健康的儿子。这位同性爱人和他孩子的“联合家长”（安自称"跨性别家长"），梅雷迪斯将功劳归于她。"她帮我清除了童年缺爱的荆棘，让我学会无条件去爱我的孩子，无论是从心里还是从行动上。"（331页）。母亲二号是故事事件环绕的核心。但这一核心究竟是社会图景中的一块疮疤？还是一个健全家庭的根基？它是否暗示着我们社会最终的分崩离析与婚姻解体？
本书的叙事带着明确的议程与回应。作者无比真诚，近乎赤裸地诚实。她片段式的回忆毫无保留。这种真实让读者相信：尽管她有为性取向正名的诉求，但更令人信服地展开生命真相，让我们理解她是什么样子，又为何成为现在的自己。
玛兰展现了外人难以知晓的同性之爱那人性的一面。当杰西对安说"你是爱的医生，谁需要爱你就立刻送来"时（47页），人们很难不爱安。同样难以拒绝的是她的同性恋女性主义者灵性导师芭芭拉——"用粗钝手指按住我狂跳的脉搏，用佛教寓言、细针和冥想磁带，打断我脑中循环播放的绝望"（178页）。还有她的同性恋治疗师米兰达——“我时常苛责她——有时是出于坦诚，更多时候却像在她前行的路上倾倒垃圾桶，而后仓皇逃窜，任她在我心灵的暗巷中穷追不舍——可她从未退缩，从未报复，从未让我逃脱，总是平静聆听我的怨怼，再以温柔回应。”（190页）。
确实，同志世界充满困境，饱受折磨，对艾滋病与癌症逝者的哀悼永无止尽。尽管梅雷迪斯将本书献给"她唯一的挚爱"安，她们的感情也非晴空万里，她的心理治疗记录下了这一切。前往华盛顿时，她们向同性权益游行的同伴倾诉："你母亲能接受你是女同性恋？我母亲连这个词都说不出口！"（77页）定居湾区至少有一个独有的优势：这里是"酷儿星球"的首都。但即便对她的性向的接受度并不广泛，梅雷迪斯依然坚守自己的选择，"与安在一起，我既前所未有的安全，又前所未有的不安。她给我全情、智慧、炽热而稳定的爱，也唤起最深的古老伤痛：对完美宽容母亲的未竟幻想"（84页）。这段跨越社会边界的感情的不确定性反而增添魅力，使其始终处于危险的平衡中。正如梅雷迪斯承认："正如我们身处的群体与运动——没有什么是确定的、神圣或保障的。一切都在行进中发明。喜悦突转为悲恸，悲恸成愤怒，愤怒变疗愈，疗愈化敞开心扉的爱"（86页）。
这种疗愈之爱似乎是梅雷迪斯所有每一段感情的渴求。她敏锐意识到这是父母忽视造成的"古老的伤痛"（84页）。这种渴求似乎决定了她所有最亲密的关系。与童年唯一存续的朋友佐伊相处时，她总暗问："你爱我如我爱你般深吗？如果我为你冒险，你会同样待我吗？你像我母亲，还是我可安全靠近你？"（93页）她需要持续确认自己是被爱。谁又不是呢？
命运让相反特质的人相遇：在这个故事里是匮乏者与给予者。当梅雷迪斯在圣何塞对婚姻绝望时，遇见了温迪。"温迪爱我。从未有人如此爱我。她的X光视线穿透我铅封心理迷宫的自我防卫，透过我所有做过或说过的'斑斑劣迹'，坚信我本质良善"（136页）。温迪是罕见的奉献型人格。她将无限的爱洒向人间，将梅雷迪斯母子三人置于她爱的中心。向来理性的彼得曾动情道："你该当全人类的母亲。我们应该让你成为宇宙之母。你是我此生见过最美的人"（326页）。这番话写在慰问卡上——当得知一生渴求有个孩子的温迪永远无法如愿时。对于这位两度抗癌的战士，拯救生命的化疗让她永远绝经，剥夺了她做母亲的权利。
命运常重复这样的教训：屋漏偏逢连夜雨，不幸总降临在最不该承受的人身上。生命的课程往往痛苦多于欢欣。当梅雷迪斯触摸到乳房肿块日益增大时，癌症的恐惧如影随形。她仿佛看见痛苦隧道尽头的终极恐怖——死亡。唯有爱支撑她熬过活检的煎熬，当结果呈阴性的那一刻，这份爱成为永恒的奖赏。
但即便逃过癌症，无情时光也不会放过任何人。梅雷迪斯必须面对悄然逼近的衰老——这个无法否认的隐形敌人。她寒心地看着写作班里五十多岁的同龄人，震惊地发现儿子彼得的老师和自己的学生竟与自己年龄相仿。当电视里街头放克舞团Fly Girls热力四射时，杰西对入迷的母亲说出众人皆知而梅雷迪斯却视而不见的评判："就算你会跳，也老得当不了Fly Girl了"（127页）。即便她能推迟接受这个事实，却无法回避朋友们相继被艾滋病吞噬的残酷现实。
有人说人类的希望是最伟大的奇迹；面对必死的宿命，人们在"活在当下"中找到救赎。那些代价高昂的短暂胜利，成为人生苦旅中的给养。但这些欢欣鼓舞的胜利总掺杂着失败的毒素——或许二者互补相生？当班坦出版社接纳她的书稿，梅雷迪斯确认了自我价值。她不禁感叹："奇怪的是，幸福竟源于我所有经历过的、抗争过与幸存下来的不幸"（166页）。
生活讽刺地在幸福与痛苦间不停反转，带我们经历每个循环。我们在永恒的不确定中寻找意义。梅雷迪斯在未知中搜寻自己的存在之线。她梳理自己的成长经历以期发现更高真理，却只找到犹太血统遗留的恐惧。她曾为孩子们创造了一个跨教派节日"Hanuchris"，如今欣慰地看着他们萌生对犹太教的兴趣。而她自己觉得佛教更有吸引力，或许更重要的是，没那么吓人。在禅修中心，她学会控制她的言语与他的思绪，尽管控制不了"地震、心碎或乳房肿块"。1989年大地震不仅摧毁了她房子，更震碎她对家庭安全的幻想。乳腺癌的恐惧重复着这个教训。至少禅修赋予她应对这些事件的力量。
佛教给予梅雷迪斯恰到好处的宗教剂量，助她度过危机并克制贪求。这种"无我"的信仰体系让她释然：她既非世间一切恶的罪魁祸首，也非救世主。它帮她"倒放欲望的电影"（201页），遏制消耗性的物欲。她承认："欲望是我的引擎。失去它我将停滞——一动不动，毫无用处。"而且"总有这种噬咬般的渴望，这种缺失感，总觉得能找到或创造出更好的来填补空虚。早年我就把'更好'的胡萝卜悬在鼻前，从此开始永无止境的追逐"（205页）。禅教会她如何停止渴望。
但是如果以祈祷时间衡量虔诚，梅雷迪斯真正的信仰不在禅师座前打坐，而在心理医生米兰达的诊疗椅上。十二年间七百次治疗是"圣礼，是在这个缺乏敬畏的生命和世界里我做的一件圣事。这种时候，诊疗室是我的神殿，米兰达是灵性向导，我们一起经历的治疗过程是她的救赎"（187页）。躺在这间诊室里，梅雷迪斯重访犹太祖辈的老宅、不虔信的父母、陶斯的嬉皮士避难所、尤凯亚附近他家人时常去度假享乐的木屋，以及现在的维多利亚式住宅。通过重访这些"家"与其中的人际关系，她试图驱散她称之为"古老羞耻"的幽灵：
"我做出的一系列错误决定，将家人置于危机四伏的险境。我的祖先相信（并传给我这种观念），这类错误决定该为大屠杀、屈辱与焚尸炉负主要责任。这种令人失语的羞耻，理性明知是妄想，但原始本能仍觉这比它所掩盖的无尽悲恸更难承受。"（218页）
心理治疗帮助梅雷迪斯摆脱了偏执的大屠杀心魔——那些让她陷入无尽自责的幽灵。
在生活的二元对立中保持平衡是必修课。对于她来说，梅雷迪斯学会应对家门口发生的凶杀案，学会直视无家可归者大军的面孔，在那里她不仅看到社会的失败，更看到出她自身的脆弱、冷酷与终极意义上的"无家可归"。她用林间小屋的疗愈时光来平衡这种重压：全家劈柴担水，共度无忧岁月。
作为有信念的反叛者，梅雷迪斯从不对不公视而不见。人道主义关怀渗透她的工作与生活。但残酷的人生经验最终令她退守。正如她睿智地说道："伦理的本质要求我们——无论主人、工人或之间的每一个人——都必须将部分自我留在门外"（304页）。
这无疑是悲观的洞见。但了解梅雷迪斯·玛兰的人都知道，她绝非顽固的悲观主义者。心底的柔软总为希望留有余地。"我为何存在？"她自问。
我在想，"是为享乐？是为扎根养育子女并追求更好未来？我能做什么，我能贡献点什么，来推动正义天平？或许当下我能做的，就是学会并教会孩子'他者性这门艰深课程。在看似无尽黑暗的时代，继续相信光明可能。"（270-71页）
"他者性"是玛兰对我们各不相同的表述。她毕生为差异权而战——为自己、孩子、爱人、黑人、越南人——每一个人。谁能否认这种差异？但讽刺的是，充满偏见的世界总要求我们趋同。尽管从两片草叶到相邻国度，差异定义了万物。"世上没有两片相同树叶"这句老话，只有愚人才会反驳。但看看这个充满敌意的世界，我们莫非活在愚人国？
玛兰的自画像为这个充满误解的残酷星球提供了一个意义深邃的入口。通过她自己人生的微观世界，她投射出困扰人类的宏观命题。她的解决方案务实：我们必须学会与痼疾共存，通过不断调适。她的人生就是调适的范本。成长本质正是如此：回望时虽无巨变，确有一串串调整方向的脚步，希望自己迈向正确的方向。
梅雷迪斯·玛兰的肖像与她映照的世界同样支离破碎。这是幅拼缀而成的画作。伤疤和裂痕永远不会消失。这并非专门针对玛兰的谴责，而是对我们所有人的控诉。我们都是饱经战乱的幸存者，身处一个必须彼此关照的社会，却已失去那些曾指引我们的传统——我们曾轻蔑其智慧，更亲手将其付之一炬。
面对社会困境，我们有多种积极选择。我们可以，正如玛兰所做，在混乱中抢救意义构建未来。或者我们可以，正如我所尝试，从往昔智慧汲取力量。二者看似相似实则迥异。玛兰或许认为过去是灭绝物种，唯有全新品种能适应未来。然而，我因与古老传统的圣者相遇，我相信过去也可以是一个顽强物种。我的灵性导师A.C.巴克提韦丹塔·斯瓦米·帕布帕德让我确信：在当下废墟中重建理想生活是可能的。基于灵性原型，世界与个体都能重塑，不再有玛兰身上的累累伤痕。我认同玛兰对幸福的追求，赞赏她的希望与抗争。但说到底，我质疑她持之以恒战斗的原因。将快乐或幸福视为人生至善，本质仍是享乐主义。这种转瞬即逝的快乐只会误导我们偏离永恒的满足。我欣赏作为反叛者的玛兰，却难以支持那些制造问题多过解决问题的抗争。我不愿将她的破碎人生视为可能达到的最佳状态。或许她的方式更务实，多数人会赞同这一点。但我内心的反叛者觉得这太过黯淡。我渴望并奋斗的是没有裂痕的理想生活。我要完美，绝不妥协。
注：
【1】约瑟夫·坎贝尔《千面英雄》（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49）
【2】本文所有引文出自梅雷迪斯·玛兰《活在当下的模样》（纽约：Bantam出版社，19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