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马丁·路德：变革的催化剂
正如一把用树枝做柄的斧头能砍倒大树，罗马天主教会也遭到其内部成员马丁·路德（1483-1546）的致命一击。天主教会的捍卫者国王查理五世后来将他和教会的失败归咎于路德。到这位国王退位时，路德的抗议已如此激烈，以至于查理或许忘了路德曾是坚定的天主教徒：一名神父、修士和天主教教授。也许查理和教皇本该更明智地认识到，只要树枝完好无损，树木就不会受到伤害。倘若路德未被逐出教会和王国，新教改革或许永远不会发生。
路德若知此想法，定会大笑。在他看来，他被逐出教会时，教会已是一棵腐朽至根的树。他竭力确保自己新创的运动——扎根于人文主义思想和文艺复兴进步的德国土壤——在方法上是真正的天主教，尽管在隶属关系上已非天主教。
与其他伟人一样，路德能预见历史潮流。他绝非第一个对教皇不当行为表达不满的人；德国人文主义者早已如此。而路德最初受教育的"共同生活兄弟会"已致力于更简朴的虔诚生活。然而，鲜有人能以坚定的信念推翻数百年的传统和权威。尽管包括"人文主义王子"伊拉斯谟在内的许多人认为路德的谴责过于尖锐和刻薄，但今天的西方文明史学家承认，路德不仅影响了宗教多元化，还塑造了现代社会的许多其他方面。
当然，十六世纪初德国的形势对路德有利。与法国、西班牙和英格兰的民众不同，德国城镇和乡村居民抵制中央集权的控制，无论是君主制还是教会制。德国贵族珍视他们的独立，而崛起的行会成员厌恶臃肿的政府控制。农民则对教会和世俗官员的压迫性税收愤懑不已。教育机会的改善，至少在城市人口中，以及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催生了更有思想，更具批判性的大众。统治者再难指望像祖辈那样统治轻信顺从的民众。
这是一个新思想不断发酵的时代。意大利繁荣的城邦经历了政治和艺术的复兴。变革之风随着学生和商人北吹。以伊拉斯谟为首的人文主义者响应改革呼声，提议将古典理想与简朴的基督教虔诚结合。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变革的多样潮流，形成了高度紧张、一触即发的氛围。在这种不确定的气候下，天主教会的严重弊端进一步加剧了动荡。重大变革的舞台已搭好。随着教会影响力成为动荡的关键因素，路德激烈的言辞的火炬点燃了震撼欧洲根基的爆炸。
但路德的成功不仅靠时势。最重要的是他思想和言辞的力量，以及他对变革的愤慨和要求的正当性，为他赢得了广泛同情。许多人搭上新教改革的便车以实现各自目的。但路德信息的核心力量在于其精神内涵。他的两本著名小册子《基督徒的自由》和《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书》，展示了他如何挑战数百年的教会教义和制度信仰。【1】
需铭记，天主教会统治欧洲大部分地区已千年之久。在此期间，教会不仅在精神上占据主导，还几乎拥有同等的世俗权力。从乡村神父到罗马教皇的等级制度中，所有人都基于经典中规定的精神精英主义，享有特权和豁免权。但在上述文章中，路德充分论证了所有人的精神平等和信徒皆祭司的观点。"所谓教皇、主教、神父和修士被称为‘属灵阶层’，纯属捏造，"他宣称，"所有基督徒都真正属于属灵阶层，彼此毫无区别……因为我们同受一洗，同享一福音，同有一信仰，都是平等的基督徒"（《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书》12）。他再次强调："‘祭司’、‘教士’、‘教会人士’、‘属灵’这些词被从所有基督徒转用于如今被恶习称为‘教会人士’的少数人，这是不公正的"（《基督徒的自由》291-2）。
这些具有民主化色彩的宣言，旨在瓦解托马斯·阿奎那神学体系固化的天主教传统。教士特权主义将神职置于所有世俗职业之上，视其为信徒与上帝沟通的唯一中介。托马斯坚称罪孽忏悔必须向神父而非向信徒倾诉，未经告解者不得领圣体。因此教会神父主持的圣事是获得圣宠的唯一途径，失去圣宠者必遭永罚。
路德颠覆了这一传统，主张信徒无需神父代祷即可与上帝直接建立联系，从而摆脱对天主教会的依附。仅此一项革新，路德就使信徒脱离教会束缚，并由此催生多元教派。毫无疑问，人文主义者虽倡导个人主义，但这两者的精英主义路线——用拉丁文写作、强调昂贵教育——局限了影响力。路德则采用德文写作，关注大众议题，获得更广泛共鸣。从世俗角度看，忠诚对象已从教会转向国家。
何种经历促成路德的革命性观点？与共同生活兄弟会的交往必定让他见识到不同于天主教的模式——那里神职与信徒的界限已然模糊。他写道："灵魂不会因身体穿着俗世服装、居住非圣化场所、饮食与常人无异而受损"（《自由》279页）。此言后来应验：路德不仅废除神职人员独身制，更以身作则迎娶修女，同时摒弃隐修制度。
但作为神父和修士期间，路德曾恪守严苛戒律，竭力履行清规。这段苦修岁月令他备受煎熬，常陷于罪孽深重的自我谴责。他既挣扎于教会的中世纪教条和旧约诫命。但是即便努力如他，依然苦于无法通过忏悔祷告和行为获得神的恩典以及最终救赎的明确证据。如何确信自己属于上帝拣选的子民？
路德最终顿悟：无人能完全遵守旧约诫命，他自己尤甚。正如后来所述：
"诫命指明应行之事，却未赐予实践之力。其本意使人认清本性，意识到行善无能而绝望。故称旧约。如'不可起贪心'（出20:17）之命，便证众人皆为罪人。显然我们凭己力无法守全诫命。唯有绝望自省，寻求他者助力。"（《自由》282页）
路德在《新约》中找到了答案。当他研读《罗马书》第一章时，第十七节的经文令他震撼："义人必因信得生。"他突然领悟到，唯有信仰而非善行才能使人得救。这一刻成为路德觉醒的关键时刻。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启示正是通过《圣经》——上帝的话语——获得的。自此，《圣经》成为他唯一的权威。这个具有转折意义的结论，再次改变了基督教的发展轨迹。它使路德坚信，必须让所有人都能直接阅读《圣经》，而不只是通过神父在礼拜时诵读的片段。在被迫隐居的一年里，路德将《圣经》翻译成德文，不仅使之成为信徒自助的灵性工具，更推动了全民识字率的提升。
现代基督教派，尤其新教，皆受惠于路德对圣经而非机构权威的强调。信徒身份不依赖教会纽带，而凭个人通过圣经与上帝直接建立关系。路德宣称，此关系非凭功德换取，乃凭借信念，蒙受上帝的仁慈。
否定神父中介必要性后，路德继而抨击赎罪券替代忏悔的谬误。该制度源于教会自诩拥有"功德库"——基督无限功德与圣徒多余善功的储备。教皇作为"功德库"掌管者，可统筹者无限的资源，为虔诚不足的信徒支取功德，免其现世与炼狱之苦。
但教会的精神财富难济物质需求。赎罪券销售为教会及相关方带来巨额财富。美因茨大主教阿尔布雷希特为购买三个主教区债台高筑，此类行径激怒路德。若主教们否认赎罪券具有救赎功效（他论证其可如商品买卖），忏悔与痛悔又有什么必要？推销员约翰·特策尔的火爆生意使矛盾爆发，引发了一系列事件最终导致路德与罗马教会决裂。路德宣告：教皇神父皆无权赦罪。真正的"功德库"是上帝基督的恩典，通过上帝之言语彰显。信徒的灵魂与基督"联姻"后，二者共享所有。路德阐释："基督充满恩典、生命与救赎，灵魂充满罪恶、死亡与诅咒。信心居间运作，罪孽死亡归基督，恩典救赎归灵魂。既为新郎，基督必担新妇之债，赐己所有。"（《自由》286页）
教会腐败如此昭彰，以致路德公然要求将教皇、枢机主教等所有人绳之以法："世俗基督教当局应当毫无阻碍地行使职权，无论对象是教皇、主教还是神父。凡有罪者，必受惩处"（《致德意志贵族书》16页）。路德坚信这些"罗马党羽"从未真正拥有统治教会的权力（遑论世俗事务）：
"他们虽宣称这权柄是授予圣彼得掌管天国之钥时所得，但显然钥匙并非赐予彼得一人，而是赐予全体会众。况且钥匙之权无关教义或治理，仅用于赦罪或定罪。"（20页）
路德的结论与阿奎那及经院学者截然不同。凭借对同一本圣经的全新解读，他开启了对天主教真理体系的检验，这一工作后来被加尔文以更系统的方式延续。他们敢于重新审视历史的勇气，催生了现代学术批判方法，使得所有传统教义都面临质疑。
路德无情揭露他眼中的灵性伪装。无人能逃过他犀利的审视：教皇"世俗浮夸"；枢机主教们"连土耳其人都无法如此彻底地破坏意大利，并压制对上帝的敬拜"；神父们"终其一生都未从圣经中学到分毫"。至于德意志贵族，若继续纵容"此类掠夺勒索"，便是"愚人与猿猴"（《致德意志贵族书》26-29页）。这些精心的遣词造句旨在推动改革。无需深谙心理便能洞悉德意志贵族的痛点：他们对每年输往罗马的税收深恶痛绝。"如今意大利已被榨干，"路德宣称，"罗马党羽正涌入德意志......这些'醉醺醺的日耳曼人'要等到最后一个铜板被搜刮殆尽，才会明白罗马人的把戏。"为使其警醒，路德详细算账："维尔茨堡修道院年贡一千古尔登，班贝格修道院亦有进账，美因茨、特里尔等地皆然。如此聚敛万千，罗马的枢机主教便可过着帝王般的奢靡生活。"（28页）
路德对传统教会神学与官僚体系的猛烈抨击招致必然结果。被教皇利奥十世逐出教会，遭皇帝查理五世帝国通缉，著作全面查禁，这位"法外之徒"被迫化名"乔治骑士"隐匿。但禁锢其思想为时已晚。他的观念同时点燃了德意志民族主义（天主教是意大利人的，非德意志人的！），激励德国贵族挣脱教皇税枷，更向信徒宣告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场始于个人灵性求索的运动，最终演变为触及当时社会生活各领域的广泛宗教改革，其影响延续至今。
注释
【1】本文引文均出自《路德文集》美国版（费城：穆伦堡出版社，1943年）所收马丁·路德《基督徒的自由》与《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