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阿查尔亚异端
ISKCON魅力型创始人的离世让协会全体成员陷入巨大的悲伤，不出所料，随之而来的是一场关于权威归属的持久角力。帕布帕德的逝世非突然，与疾病的抗争长达一年。虽然奉献者有足够的时间做好准备面对不可避免的结局，但是帕布帕德的离去还是给他们对他的绝对依赖带来巨大冲击。这种余震在个人与集体层面反复显现。帕布帕德曾警示：阿查尔亚的离去是世界的重大损失，由此产生的灵性真空将导致组织混乱——这一预言在高迪亚宗的历史中早已应验。然而尽管警告在先，ISKCON的领袖们仍仓促填补圣帕布帕德离去后造成的权力空白。毫无疑问，他们的初心部分源于帕布帕德"至少守住基业"的临终嘱托。但是，也有源自不成熟的心态，以及对部分人来说，是个人的欲望和野心，最终催生了1980年代威胁协会分裂的"区域阿查尔亚制度"。同期还出现引入外部高迪亚团体阿查尔亚的尝试。当时甚至有人提出，既然圣帕布帕德门徒中没有一个有资格做阿查尔亚古茹，那么"帕布帕德将以逝者身份继续担任导师"的代理阿查尔亚理论（rīvik-ācārya）。
GBC本是为监督ISKCON的运作而设。但这个"最高管理机构"该如何与启迪古茹的地位相协调？尤其在帕布帕德离世后，古茹角色已在ISKCON内部制度化的情况下。茹阿文德拉·斯瓦茹帕对此问题作了精辟阐述："矛盾的根源在于，人们潜意识里仍将古茹视为传统模式中那种受神启、具超凡魅力的灵性独裁者——一个绝对自主的权威核心，其个人魅力自然延伸并具象化为整个组织体系"（R·S·达萨 1994, 43）。这与辛恩根据马克斯·韦伯理论提出的观点不谋而合："由这类魅力领袖发起的运动若要延续，就必须通过某种方式将其超凡魅力'常规化'，或将其转化为存续的制度规范与组织结构"（辛恩 1987, 50）。
帕布帕德创建GBC正是为此规范化而准备。"圣帕布帕德隐迹后益世康面临的实际难题是：当古茹作为神之直接代表，而且根据外士纳瓦根本神学需被门徒'视同神明'崇拜，他们如何融入由委员会主导的现代理性化组织架构？"（R. S. dāsa 1994, 25）
1978年孟加拉春季会议，也即是帕布帕德逝世后首次GBC年会上，委员会决定咨询备受帕布帕德尊敬，也是他最亲密的神兄弟B·R·施瑞达尔·玛哈茹阿佳以解困局。但在高迪亚宗，施瑞达尔·玛哈茹阿佳本人就是主张设立继承者阿查尔亚，而非巴克提希丹塔遵循其师尊遗训设立的管理委员会的主要推动者。如今作为自己机构的首席阿查尔亚，他坚持认为ISKCON的古茹们同样应该拥有绝对权威：
GBC多数成员并非阿查尔亚。依我之见，这必将引发矛盾。在我们高迪亚宗的体系里，自治与民主根本无法共存。我们的阿查尔亚制度本质是独裁式的——极端独裁。古茹即是一切。我们对古茹的服从是无条件的。这就造成巨大难题：当身为门徒的我，为培养某位门徒的绝对信心而向其他外士那瓦展示师尊威能时，反而会动摇其他门徒的信念。管理委员会成员最好都应具备古茹身份，全员皆应成为阿查尔亚。阿查尔亚们自会相互协商行事。（参见罗奇福德1991，223）
在帕布帕德离世前六个月，他宣布将指定部分门徒代行新门徒入门仪式——因他病体已无法胜任。这些新门徒仍属帕布帕德直系门徒，而在他离世后，那些被指定主持启迪仪式者则将成为帕布帕德孙门徒。不久后，帕布帕德遴选出十一位门徒协助此事，并命秘书向ISKCON全体成员通报名单。然而随着帕布帕德逝世，在其神兄弟师兄施瑞达尔·玛哈茹阿佳主持的那场关键会晤后，这十一位指定古茹逐渐凌驾于其他成员，包括非古茹身份的管理委员之上。他们甚至在管理委员会内部另设"古茹理事会"，专司新古茹任命及相关事务。在各神庙中，他们的地位几乎被抬至与帕布帕德比肩：接受尊贵头衔、端坐高台、享受与昔日帕布帕德同等的礼拜规格。每位古茹还被划拨专属传教辖区——既包括他自己的GBC区域，也吸纳愿依附他的新晋非古茹GBC的辖区。由于其他成员皆成其门徒，这些古茹的影响力不仅在其本区扩张，更随着跨区传教而持续增强。至此，他们实质上已成为区域阿查亚——整个机构（或至少其重要组成部分）的掌权者。
茹阿文德拉·斯瓦茹帕犀利指出："古茹辖区的统一性远超ISKCON整体，协会正日益碎片化，沦为各自为政的领袖联盟。"（R. S. dāsa 1994, 31）新古茹的门徒对此习以为常，但帕布帕德的非古茹门徒们却愈发警觉。帕丢姆纳·达萨在变革伊始的预言信中揭示双重危机：其一，十一人既未被正式任命为阿查尔亚，也缺乏资质，他们对经典认知不足而且他们的奎师那知觉未臻圆满，但是他们却接受神明级崇拜，终将因缺乏超然觉悟而滋生傲慢，导致个人堕落与组织畸形；其二，ISKCON这个团结的协会将因权力割裂（由少数人而非GBC集体掌控）瓦解为多个小团体，严重阻碍统一传教。（参见R. S. dāsa 1985b）
随之而来的是帕布帕德门徒的大规模出走。在其离世仅数年后，绝大多数帕布帕德的门徒已不再积极参与ISKCON事务。
当GBC不得不对三位指定古茹的失当行为进行惩处时，奉献者们对整个古茹体系乃至ISKCON机构的信仰都遭到了严重动摇。佳亚提尔塔·达萨被查出服用迷幻药并涉及性丑闻；汉萨杜塔·斯瓦米则因大肆囤积武器而登上头条，更被揭露生活极度奢靡；而领导大批托钵僧与贞守生的塔摩·奎师那·哥斯瓦米，不仅强求神兄弟神兄弟追随其个人意志，更擅自指派他们为社区发展筹款而不是让他们继续派书，完全背离了帕布帕德要求他们以传播经典为核心使命的训示。管理委员会随即暂停了这三人的启迪资格。然而在帕布帕德的师兄施瑞达尔·玛哈茹阿佳的建议下，这些惩戒措施竟出人意料地解除——此举反而使个别古茹的权势凌驾于集体管理制度之上。与此同时，随着佳亚提尔塔等ISKCON高层陆续倒戈投奔，施瑞达尔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这些叛离者宣称，凭借其超凡资历，施瑞达尔才是帕布帕德当之无愧的继承者。
正如罗奇福德尖锐指出的："施瑞达尔·玛哈茹阿佳无意间成为ISKCON管理失序的政治符号"（罗奇福德 1985, 247）。施瑞达尔·玛哈茹阿佳的门徒更借GBC内部异议者之口，质疑某些决策甚至影射对帕布帕德的批评。这印证了ISKCON领袖早先从帕布帕德身上学到的教训：必须与高迪亚宗保持距离。警惕之下，GBC彻底切断了与施瑞达尔·玛哈茹阿佳的联系。
但ISKCON内部的溃烂并未停止。区域阿查尔亚的割据愈演愈烈，直至北美大批寺庙庙长（帕布帕德的非GBC资深门徒）集体爆发。1984年底，他们发起"古茹改革运动"，并于新温达文社区召开由全体GBC、寺庙庙长及帕布帕德门徒参与的转折性会议。这场源自草根愤懑的涤荡之会，最终摧枯拉朽般瓦解了整个区域阿查尔亚体系。1987年春季GBC年会上，ISKCON启迪古茹数量翻倍，GBC成员大幅扩容吸纳改革运动领袖。古茹获准跨区域传教。最关键的是，每位古茹被明确告知其权威依附于GBC，由此通过GBC重树帕布帕德作为ISKCON最高领袖的地位。
这帕布帕德隐迹后十年的动荡留下满目疮痍：约90%的帕布帕德启迪门徒被边缘化；堕落古茹的门徒无所依托；整体传教事业失速涣散。ISKCON虽伤痕累累却得以幸存。这场浩劫收获深刻教训。教训之一是，帕布帕德的地位不可复制——其崇高性不仅源于ISKCON创始人身份，更来自臻至化境的奎师那知觉。另一方面，GBC、古茹及其他领袖的权威既关乎个人资质，亦系于制度传承。但若仅凭继承地位而不持续精进，灵性外衣终将剥落。帕布帕德深知人性缺陷，故未指定单一继任者，而是确立GBC为最高管理机构。如此一来，帕布帕德严禁任何人，无论多卓越，僭越其位，只可"追随其足迹"。
历经"区域阿查亚时代"的洗礼，管理委员会（GBC）蜕变为一个更为坚韧、坦诚且真正奉行集体决策的机构。昔日成员争权夺利的局面已不复存在——拥有大批追随者的古茹们，如今与非古茹身份的神兄弟们平起平坐。被削弱的何止是他们？这个号称"最高管理机构"的GBC，其权威曾彻底崩塌，最终竟是由神庙住持组成的"下议院"力挽狂澜。当时接管大权的神庙住持们，迫使GBC接受五十位非委员神兄弟组成的特别法庭审判，实质上暂停了其自身职能，这是只有帕布帕德在世时才会发生的情形。这一举动昭示：任何个人或团体更应接受监督。所谓"至高权威"亦有边界。正如1986至1987年系列重大会议所彰显的壮举："ISKCON的历史意义在于，它能在外部敌意与内部治理动荡中，完成从魅力型运动到相对稳定机构的蜕变"（辛恩1987，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