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圣恩A.C.巴克提韦丹塔·斯瓦米·帕布帕德：创始人、先知与祭司*
*本文原题为《仆人的仆人：国际奎师那知觉协会创始人阿查尔亚A.C.巴克提韦丹塔·斯瓦米·帕布帕德》，系为"世界和平跨宗教联盟"撰写，发表于该联盟于1997年11月25-29日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会议"世界宗教创始人与塑造者"。
作为A.C.巴克提韦丹塔·斯瓦米·帕布帕德的早期门徒兼最后的私人秘书之一，我常被问及其成功秘诀：这位七十岁的印度教弃绝者，如何能在毫无资金与助手的情况下，十年间发起一场席卷全球的宗教运动？
上世纪60年代的反文化浪潮——对一切权威形式的反抗、对战后经济繁荣催生物质过剩的警惕、反对美国在越南的军事扩张、以及对日益世俗化主流宗教的不满——无疑为哈瑞奎师那运动的诞生提供了沃土。但帕布帕德以其富有个人魅力的领导力与传统权威的融合，确保了这场运动不会夭折。评价圣帕布帕德的成就，需考量他平衡这两种特质的能力。他的成功源于对传统的双重贡献——既是传统的复兴者，也是拓展者，而非激进的创新者或改革者。他的成就在于传播方式的革新。他也没有因为是宗教核心的创立者而获得权威，而始终是其真实性的确证中心。他自视为"古茹的仆人、传统的仆人，归根结底是奎师那的仆人"。
A.C.巴克提韦丹塔·斯瓦米·帕布帕德1896年9月1日生于加尔各答，本名阿拜·查然·德，出生日恰逢传统奎师那诞辰日。"阿拜·查然"意为"托庇奎师那莲花足的无畏者"。他的父亲是贵族苏瓦尔纳-瓦尼克商人社团的布商，与百年来与英国人进行黄金食盐贸易的加尔各答富豪穆利克家族有世交。阿拜·查然的父母以他们自己正统的印度教外士纳瓦信仰抚养他，常带他去穆利克家族神庙崇拜奎师那。英属印度时期的成长经历使他怀有强烈民族独立意识，以致拒绝接受加尔各答知名学府苏格兰教会学院颁发的学位，尽管他已修完哲学、经济学、英国文学及必修圣经课程。后从事医药商业，与茹阿达茹阿妮·达塔结婚，育有五个子女。
这些人生"线索"均未能预示其日后辉煌的宗教事业。诚然，他将父亲早年的教导与母亲非凡的慈爱视为毕生事业根基。他高等教育的积淀显见于其成熟著作。家庭与商业的失意促使他萌生弃绝之心。但除了以上这些，对他人生带来最重大影响的莫过于他二十六岁时与外士纳瓦托钵僧巴克提希丹塔·萨茹阿斯瓦提的相遇。
巴克提希丹塔·萨茹阿斯瓦提的传承可追溯至十六世纪圣人柴坦尼亚（1486-1534）。柴坦尼亚主义，或者说更准确应称为高迪亚外士纳瓦视柴坦尼亚为至尊首神的化身，众神皆为其从属。该传统进一步溯源至十三世纪导师玛德瓦，及更早的首神奎师那。各外士纳瓦分支皆属一神论，崇拜维施努或其重要化身。
他们初次会面时，巴克提希丹塔驳回了这位青年对印度政局的忧虑，而是提出一个更宏大的愿景："你是个受过教育的年轻人，何不将柴坦尼亚·玛哈帕布的信息传遍世界？"（S. D. Goswami 1980, 39）。这项全球传教的训令并非巴克提希丹塔独创，而是对柴坦尼亚预言的拓展——"我的圣名将传扬至世间每个城镇村落"（《柴坦尼亚-博伽瓦塔》阿南达-丽拉4.126）。【1】柴坦尼亚之言又根植于更古老的经典。印度教认为时间呈周期性，当下的时代最为堕落。之前尚有其他救赎之法，现今则唯有念诵神的圣名方可奏效（《圣典博伽瓦谭》12.3.51-52）。
柴坦尼亚的追随者通过喜乐的公众唱颂传播其教义，但唯有借助现代通讯与交通设施，其近代门徒才能将预言拓展至印度次大陆之外。巴克提希丹塔之父巴克提维诺德曾向海外大学寄送出版物；其子继任后派遣传教士赴欧，但这些尝试收效甚微。
阿拜·查然的漂洋过海还需等待四十年。他先要历经个人生活与商业生涯的苦涩失意——尽管主要精力被世俗事务占据，巴克提希丹塔的嘱托始终萦绕心头。正因现实阻碍使他无法立即践行古茹训示，这番嘱托反而愈发深刻。经过十一年的心灵孕育，他于1933年正式接受巴克提希丹塔启迪，誓愿毕生奉献于古茹使命。1939年，外士纳瓦团体授予他"巴克提韦丹塔"称号，表彰其奉爱与学识兼备。二十年后，在1959年，了却一切尘缘的他进入印度教人生最终阶段——象征彻底弃绝的"斯瓦米"身份。A.C.巴克提韦丹塔·斯瓦米就此准备开启全球传教之旅。
栖居在北印度朝圣小镇奎师那童年圣地温达文的茹阿达-达摩达尔神庙（柴坦尼亚信徒修建的中世纪寺庙）的简陋居所中，巴克提韦丹塔向质疑者预言：遍布全球的神庙与奉献者团体只是时间问题（Brooks 1989, 76）。他在古茹圆寂前数日获得最终印证："你若能向大众、哲学家及宗教人士灌输主柴坦尼亚的崭新教义，我坚信你将成为出色的英语传教者"（S. D. Goswami 1980, 61）。巴克提韦丹塔深知自己身处一个传统——可能成为实现前人梦想的天选者。这种认知并未带来自傲，反使他愈发谦卑。1965年乘"佳拉杜塔号"横渡大西洋赴美时，他在日记中写道：
"圣施瑞玛德·巴克提希丹塔·萨茹阿斯瓦提·塔库尔……是那位将对奎师那的强烈奉爱赐予世界各地的伟大灵性导师。凭其宏愿，主柴坦尼亚主的圣名将传遍西方各国城镇乡村，跨越七大洋五大洲山川河流，人人皆唱颂奎师那圣名。虽然古茹玛哈茹阿佳命我学英语以担此任，我实不配亦不堪。我极为堕落渺小。故祈求主的仁慈使我堪任——因您是最智慧最经验者。"（巴克提韦丹塔·斯瓦米·帕布帕德 1995, 70-71）
意识到自己时日有限——抵达纽约后不久将年届七十高龄——巴克提韦丹塔制定了周密计划：不同于其他印度托钵僧以乞讨为生，他将通过售卖随船携带的六百本《圣典博伽瓦谭》译本来筹集资金，与此同时启动他的传教使命。除这些书籍外，他仅有四十卢比启动资金——这对任何成功故事都堪称匪夷所思的开端。
他的计划包含四重维度：1）翻译核心外士纳瓦经典；2）训练核心门徒团体；3）建立组织体系；4）广泛传播教义。尽管在印度的传教成果寥寥（仅一名门徒和一个失败的"奉献者联盟"），他已独立完成《圣典博伽瓦谭》首篇的译著，并自1944年起创办双周刊《回归首神》。书籍因此成为其传教根基。否则如何启蒙对柴坦尼亚教义普遍陌生的公众？
他并未局限于柴坦尼亚追随者的特定著作，而是溯源至《博伽梵歌》《至尊奥义书》等根本经典，针对商羯罗学派的主流译本，他始终贯彻奉爱立场。1968年科利尔·麦克米伦出版社出版其《博伽梵歌原义》——先发行精简版，后推出完整注释版。序言中，柴坦尼亚学者爱德华·迪莫克盛赞其学术功底与他"内行的观点 "。
巴克提韦丹塔每日午夜后便起身，破译艰深梵文典籍，成为古代作者与现代西方读者间的媒介。他将他的著作被视作灵性变革的蓝图，旨在激发知觉革命的催化剂。他要将整套文化体系——连根带枝——移植至异域土壤。他要用相隔数千年的现代语言传达经典本义，同时坚守传统真谛。
经典的教义可总结为三点要旨：1）奎师那是至尊人格首神，具备全然威严、美、智慧与力量，既是《奥义书》所述非人格梵的根基，也是《瑜伽经》的至尊自我，更是无数扩展与化身的本源；2）作为个体灵魂——与“奎师那质同而量异”——我们本与奎师那同在，但因滥用自由意志，自无可追忆的太初便与他分离；3）奉爱瑜伽，奉爱服务能唤醒灵魂永恒、可知、极乐的本性，终结生死轮回，重返家园，回归首神。整套哲学可浓缩为"不可思议即一即异论"——差异中见统一的超然哲理。
尽管这些教义明显属于高迪亚传统，巴克提韦丹塔·斯瓦米的注释却带有鲜明的传教使命。他对印度古老文化的坦率捍卫，直接挑战了西方文化优越论。他的要旨在为他所创建的社团构建智识的上层建筑。在纽约下东区建立首个临街神庙后，他便着手将新成员塑造成得力助手。
这位孟加拉老圣人的外貌在印度司空见惯，但其赭色长袍与橡胶鞋却在纽约成为新闻。他绝非充斥市场的"流水线斯瓦米"——那些兜售"为喷气机时代门徒量身定制的简化版印度神秘主义：数月甚至数周学会悬浮，几堂轻松课业达成解脱，剔除种姓、崇拜、戒律甚至清规戒律印度教"（Basham 1983， 166）。在"做你自己"成为准则的纵容型美国社会，他的四项禁令——禁食肉鱼蛋；禁赌；禁麻醉品（包括咖啡香烟）；禁非婚性行为（婚姻内非生育目的亦禁）——堪称清教徒式严苛。
出人意料的是，他的严格与苦行反而吸引了那些厌倦纵欲主义的人们。被门徒尊称为"帕布帕德"（意为"所有导师在其脚边"）的巴克提韦丹塔，力图培养的不是利用印度教谋利的种姓主义者，而是"平和、自律、苦行、纯净、宽容、诚实、博学、智慧且虔诚"（《帕布帕德》1989, 827）的婆罗门阶层。他们不仅将领导他的社团，更将引领整个社会。
帕布帕德的意图传至印度世袭婆罗门耳中，引发"玷污印度文化"的激烈指责。他毫不畏惧地反斥这些祭司自私自利，对神学一无所知。他阐明外士纳瓦超越出身，是超然的，因此自动具备婆罗门资格。【2】念诵奎师那的圣名将净化门徒的所有恶习。这场斗争并非新事——自柴坦尼亚以降，该传承的古茹始终致力于提升底层信徒地位。但如今首次出现了美国婆罗门、非洲婆罗门、俄罗斯与中国婆罗门。
婆罗门需在神庙里崇拜。于是奎师那神庙相继成立，先是在纽约，然后旧金山、蒙特利尔、洛杉矶、伦敦直至全球108座。从纽约公园独自唱颂哈瑞奎师那的印度僧侣，到如今雨后春笋般兴起300余处分支的全球运动，这些中心绝非每周仅练习一两小时瑜伽的场所，也非枯燥的神智学思辨中心。许多都是充满活力的社团，里面的人都是因为一个人的影响而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
这一切如何发生？一人如何发起这场神学与社会双重反文化的全球宗教运动？运动内部答案始终如一：帕布帕德是应验经典预言与古茹承诺、将柴坦尼亚信息的传遍全世界的天选之人。历史学家与社会学者则给出世俗解释：其成功主要得益于寻求另类生活的反文化青年、东方宗教的流行、狂热追随者倾力出版发行的海量书籍杂志、披头士对唱颂的痴迷。显然，这一切都有助于运动的成功。但是，这一运动诞生并扎根赖在，最关键的因素仍是帕布帕德本人——非凡的灵性、丰沛的学术产出、无边的慈悲、不竭的精力、大胆的自信、敏锐的判断与组织才能。
简言之，帕布帕德的克里斯玛（charisma）是国际奎师那知觉协会（ISKCON）诞生的核心动力。马克斯·韦伯借用《新约》希腊语"kharisma"（神恩赐礼）一词，指代宗教领袖对追随者的非凡影响力，这一现象已经家喻户晓。（Wach 1944, 337）韦伯进一步区分个人克里斯玛与职位克里斯玛。这两种特质在帕布帕德对他的追随者的影响力上交融显现：他既凭借经受过时间考验的古茹权威发声，又以人格中那股原始而不可抑制的力量，为师徒传承体系烙上独特印记。
那么，帕布帕德在其运动内部如何被看待，外界又应如何认识他？他是如耶稣般的宗教奠基者，抑或如穆罕默德般的信仰传达者？是如佛陀般的道路开创者，还是如孔子般的圣谕教师？马克斯·韦伯与约阿希姆·瓦赫对克里斯玛领导力的类型学划分，或可为定位帕布帕德在宗教领袖谱系中的坐标提供参照。韦伯将原始宗教中的"巫师-祭司"、成熟宗教中的"先知-导师"二分法，经瓦赫在《宗教社会学》（1944）中发展为更精细的类型学。尽管近来不少帕布帕德研究者沿用韦伯的"先知"范畴，【3】但瓦赫更全面的克里斯玛领导力类型，为我们提供了更丰富的视角来阐释帕布帕德宗教领导力的独特禀赋。在瓦赫的类型中，最契合的三个范畴是：创始人、先知与祭司。
首先需区分宗教创始人与组织创始人。伟大宗教创始人的核心关切并非创立宗教，而是追寻决定其对待神、世界与人类态度的决定性体验（瓦赫 1944, 341）。这种高度个人化的体验结晶为讯息，与其个人魅力共同构成宗教焦点。因此，几乎所有创始人都成为宗教崇拜对象，其人格、讯息与传教密不可分。
帕布帕德看似符合此模式，但细察可见重要差异。他并非因决定性体验无意识地创立宗教，而是为履行古茹训示有意识地创建组织。圣帕布帕德的讯息也非基于催化性体验的"新启示"，他自比为"分毫不差递送信件的邮差"或"不增不减处理交易的银行职员"，强调自己作为门徒与首神中介的透明性。这实为师徒传承中所有古茹的共同特质。作为柴坦尼亚之后的第十代传人，帕布帕德以传递柴坦尼亚的纯正信息为荣。他的贡献主要在于呈现形式而非内容实质，正如他常言的"新瓶装旧酒"。他承袭的是既有理想与价值。
古茹崇拜是印度教传统特征，表面类似宗教创始人所受尊崇。但一元论韦丹塔主义者可能将古茹等同于神（故成为崇拜对象），而外士纳瓦尊崇古茹是因其与神的亲密关系。ISKCON各中心在帕布帕德生前每日对他或他的照片的礼拜，现今转为对其圣像的敬奉，这与茹阿玛努佳等其他外士纳瓦宗师的待遇相同。"阿查尔亚"一词涵盖多重含义：以身作则的导师、授予启迪者、组织的精神领袖，此头衔可传承给继任者。但"创始人-阿查尔亚"的称号具有排他性，仅适用于组织创始人。尽管运动中现在有众多古茹，各自接受门徒的个人礼拜，唯帕布帕德作为创始人-阿查尔亚接受全体公开敬拜。但他从未与神庙内代表神祇的圣像混淆。这种差异通过空间配置彰显：奎师那圣像居于幔帐遮掩的至圣所，帕布帕德像则安放在公开讲经厅。
然而无可争议的是，帕布帕德的人格、讯息与使命仍是其创立运动的核心，至少在这方面，他与伟大宗教创始人产生共鸣。尽管学者与印度同胞视其工作为传统的延续，对其年轻追随者而言，奎师那知觉却是初闻的新讯息。虽然帕布帕德绝无成为崇拜神像的可能，但对后继世代仍具同等重要性。圣帕布帕德的言行在门徒眼中多显现为"先知使命"的产物。正如韦伯指出，先知或其追随者宣称的神迹认证，极易将"先知"转化为"创始人"。
我们很容易将帕布帕德完全纳入韦伯对先知的广义定义："纯粹个人化的克里斯玛承载者，凭借使命宣示宗教教义或神圣诫命"（韦伯 1963, 46）。帕布帕德持有关于人类与世界的连贯世界观，认为一切社会与宇宙事件皆具终极统一意义——人类行为必须与此意义协调方能获得救赎（59）。
瓦赫的许多描述同样适用于帕布帕德。他指出，先知往往以不妥协的态度和行为反抗世俗与道德的堕落，其言辞激烈直率，常与现存权威发生冲突，因而更具革命性而非保守性。先知非凡的灵性力量源自他真实自发的宗教体验，使其能够将神谕传递给众生。这一过程可能涉及建立新的独立教团（Wach 1944, 348-50）。按此标准，帕布帕德似乎完全符合先知范畴——尽管他的作为远不止于此。但还有其他方面需要考虑。
虽然帕布帕德的文字教义看似对古老智慧的"先知式复兴"，即瓦赫所谓"重建与生命潜藏力量失落的联系"，实则是对前人注释的系统化诠释。不过其即兴谈话与演讲更具先知特质，或许印证了他自称与奎师那直接沟通的说法（帕布帕德 1990, 131-4）。但若将口头与书面表达割裂以辨别先知元素，可能过于牵强。毕竟，古茹制度的特征正是传承前辈讯息——这些教义最终被视为通过师徒传承传递的神圣讯息。帕布帕德因此强调："直接聆听奎师那与通过正宗灵性导师聆听奎师那，二者没有区别"（帕布帕德 1989, 361）。然而，若将"与神直接沟通"视为先知的核心特征，则仍需区分先知克里斯玛与古茹克里斯玛——后者通过前辈中介与神沟通。尽管二者皆与神有所接触，但其中一方（先知）的接触乃经中介而成——这使其作为神圣意志直接器官或工具的性质有所限定，此乃先知自我诠释的特征。（Wach 1944, 347）。由此观之，神圣使命与古茹训示不能完全等同，即便后者确实源自神且数百年未变。但二者并非互斥：帕布帕德仍可能直接从奎师那获得践行使命的启示。差异或许在于：异象、梦境或狂喜——先知与古茹共有的意识状态——都可能是接受指令或使命的途径。
道德判断的直率表达这一古代先知常见特质在帕布帕德身上成为规范，其依据首先是经典结论，其次才是个人体验。不过帕布帕德教义中的革命性热忱，从未达到如《圣经》先知特有的情感强度。正如韦伯所言，后者更接近煽动性演说，而帕布帕德的事业属于教师范畴——"传授习得（非启示）知识，凭委托（非个人权威）行事"（Weber 1963, 52-3）。
先知的使命不来自任何人间授权，其权威基于个人启示与克里斯玛。然而"祭司"的权威则来自职位。瓦赫的祭司范畴虽未必准确反映帕布帕德的气质，却比先知或创始人范畴更能涵盖其成就的广度。与前两者相比，祭司虽缺乏原创性、自发性和激情，但其个人宗教体验使其具备神人中介资格（Wach 1944, 360）。个人克里斯玛在此不那么重要——这或许解释了为何祭司比其他宗教权威更常见；但祭司的活动范围却远为广泛。创始人与先知特有的热情与情感，在祭司身上转化为更温和的精神，使其能够规范崇拜、构建理论、组织管理（Wach 1944, 361）。
在为使命做准备及后来训练门徒的过程中，帕布帕德展现出祭司特有的修行与学识。这包括苦行、冥想、祈祷、教导与研究。为培养能执行严格婆罗门仪轨和诠释经典的祭司体系，他成为运动中首位也是首席祭司。用瓦赫的话说，他同时是：大祭司、传统守护者、圣知保管人、圣法监督者、首席法官、行政官、教师、学者、艺术赞助人与神学家（Wach 1944, 365）。显然，这些多重角色使他远超祭司主要的崇拜职能。尽管年迈，他仍不断巡游，坚持每日午夜起床写作，最终完成60卷著作，同时为近万名门徒提供指导，早晚讲经、回复信函、会见访客、终日为各地神庙管理者和奉献者提供指导。无论是询问如何描绘神之国度的插画师、账目混乱的会计、需要食谱的厨师，还是寻求关爱的孩童，他都平等相待。因为作为古茹，他肩负着照管"羊群"的身体、道德、社会与经济福祉的责任（367）。
但帕布帕德同样清醒地认识到：必须将最初由他个人魅力临时凝聚的追随者群体组织起来。他深知自己的灵性导师巴克提希丹塔正是因为未能将克里斯玛常规化而导致使命分裂，因而决心不让自己的组织重蹈覆辙。1970年，随着34座法律与财务自主的神庙建立，他成立了管理委员会（GBC）来监督整个协会的运作。如同其他跨国公司那样，他为运动设计了专属缩写（ISKCON），组建首届董事会（GBC），并担任首任首席执行官。
然而克里斯玛的常规化并非易事。帕布帕德离世后，ISKCON在继承问题上历经波折。虽然GBC已确立为最高权威，但最初仍受到ISKCON继任古茹们非凡影响力的挑战，至今仍在寻找自身定位。【4】韦伯指出，克里斯玛常规化不仅关乎权力继承，对大多数无法持续集体生活的门徒同样必要（韦伯1947, 367）。帕布帕德时代，ISKCON的生活本质上是集体主义的；如今除少数刚接触奎师那知觉的地区外，已基本转向私人化。专职奉献者全身心投入传教活动固然优势明显。但随着集体生活方式的式微，昔日街头随处可见、全球发行超2.5亿册书刊的哈瑞奎师那诵念者，现已融入会众主流。不出所料，许多国家的会众主体已成为印度侨民，令人不禁怀疑这场"逆向传教"是否会演变为大规模族群运动（Rochford 1985, 262）。但比这更关键的是帕布帕德试图融合的古茹传统与会众传统。若想以符合他意愿的方式延续遗产，就必须在他留下的诸多"职位"中，常规化那些最成功的职能。
帕布帕德自封的"创始人-阿查尔亚"头衔，似乎与韦伯/瓦赫的所有三类范畴都有共鸣，却又不完全属于任何单一类别。运动初期，他彰显的个人克里斯玛支持了"创始人"或"先知"的定位。随着运动发展——"羊群"趋于稳定，神职人员中涌现出越来越多平信徒——兼具多样性的"祭司"职能同样凸显。
最终回答最初的问题：ISKCON是新宗教吗？显然不是。帕布帕德是新宗教创始人吗？当然不是。那么他究竟是何种宗教领袖？对世界和他的运动成员而言，官方定义是"创始人-阿查尔亚"；但在传统内的古茹面前，在奎师那面前，他始终是"仆人的仆人"。
注释
【1】即《圣典博伽瓦谭》。
【2】关于维施努-婆罗门议题的详细论述见S. Goswami 1983, 249-53。
【3】参见L. Shinn (1987)与C. Selengut (1997)。
【4】详细讨论见T. K. Goswami (199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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