缴纳过超重罚款后（工作人员甚至没有检查包里的东西），我在站口看到了来接车的胡先生。这个高高瘦瘦，带着黑边眼镜的小伙子把我带到落脚处，洗漱后，介绍了几位当地的朋友：练气功的程先生，大学刚毕业的常小姐和周小姐。
我建议大家一起外出唱诵，于是我们一行人，带着乐器，来到了著名的一处旅游景点。刚开始了唱诵，马上引来了一大群好奇的游客。突然一个穿着短裤，裸着上身，浑身脏兮兮，看上去精神不太正常的男人闯过了围观的人群，跑到我们跟前，跪下磕了一个头就扬长而去，留下在烈日下目瞪口呆的我们。
几天的短暂停留后，病怏怏的我带着完成任务的喜悦打道回家。这次，在卧铺上，完成了祷文的背诵。
不久后，胡先生带着他的女朋友，连同这些新认识的朋友陆续离开了这个城市，往南方谋生发展了。
日子恢复了正常，我们继续小范围的联谊，在这千万人口级别的城市，我们几个异类如果不抱团取暖，如何能够生存下去呢?
除了自己的实践，我们也尝试在不同的渠道与更多的人分享：在天桥上摆地摊；背着书在街上接近一个个行人推介，虽然效果不如人意，却也吸引了一些感兴趣的人士，并开始追随Krishna知觉的程序。
一天，在一条繁华的步行街上，我背着书，尝试把Krishna知觉的甘露派发。受到maya的影响，一些解放前的陋像再次在社会里蔓延。为了得到更多的生意，一些站街女也在这街上游荡着，在我两步之遥就站着一位。整个晚上颗粒无收的我，突然有股冲动，把手里的《再回来》递向这位女士。她很惊讶地看着我，“你为什么这样做？”“因为每个人都应该知道如何快乐地生活，这本书就能给你答案。”盯着我几秒钟后，她从钱包里掏出钱，从我手上接过了书。
暑假，我去宝安见了我的老朋友，和女朋友一起来到南方工作的胡先生，他向我介绍了他的朋友，也在这边工作的张先生。让我有点意外的是虽然在学习Krishna知觉，胡先生和他的女朋友同居一起。显然，这位漂亮的女士对修行没有多大的兴趣。
我们有了自己的杂志 -《奉爱之翼》，简单的印刷在A4纸上，并装订一起。由酒店工作的陈先生担任编辑，我们都踊跃投稿。
相隔快一年后，我们再次迎来了老师的来访。老师来访前，启迪一事被正式提上了日程。在现有的人里面，那些满足了条件的将会获得提名。而我，因为年纪问题，暂时不被考虑 - 当时美国的案件还在进行：因为孩子修习，社团被其家人以涉嫌洗脑告上法庭。是啊，五彩缤纷的世界那么多好玩的，那么精彩，如果没有被洗脑，谁会做出这么蠢的事，放弃享乐呢？启迪与否我觉得没有所谓，虽然大家都对此充满了期望并非常兴奋。
在老师离开的前一晚，他如常地给大家讲课。在整个过程中，他一直凝视着我。我也直视着他的眼睛，没有什么火花碰撞，没有什么穿透灵魂，就是简单的互相看着。众所周知，老师是如此的威严，所有人都会小心翼翼地服务他，几乎没有人敢这样和他对望。
讲课结束，老师把我叫到身边，“下次来的时候，我会给你启迪”。“好的”。我就坐到一旁等着吃饭了。
回家路上，顺路的梁先生问我，“为什么Srila Gurudeva整个晚上都只看着你?”“不知道啊。”
几个月后，当老师停留在HK时，钟医生和郭小姐在那边得到了启迪，成了Nitai Caran Das和Lalita Prana Devi Dasi，从而成为了大陆最早接受启迪的“大哥”和“大姐”。而我在瑜伽研究会捡到信的安徽陈先生，也在不久后成了第三个出生的孩子，Krishna Kirtan Das (不久后改为Namacarya Das)。
三十六年崎岖路
